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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日本人如何养老?_中国养老

2019-09-06 作者:亚洲国际   |   浏览(180)

2016年6月,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15年“国势调查”(人口普查)称,65岁以上老人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四分之一,为世界最高水平。为了应对老龄化危机,日本有哪些举措?存在什么困境?其理念曾如何变迁?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即将步入老龄化,日本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6月15日,正午记者罗洁琪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日本京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里和晃(Asato Wako)。

在日本的超市和药房,常常有一墙的货架摆着各种纸尿裤和介护用品。自从日本的核心家庭普遍化,绝大部分的老年人不和子孙同住,就算丧偶也是独居。2016年6月29日,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15年“国势调查”(人口普查)称,65岁以上老人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四分之一,为世界最高水平。

为了应对超级老龄化,日本从2000年开始实施长期介护保险,其资金的一半来自个人缴纳的保费,另一半由政府税收负担。在养老机构的介护费用,介护保险理赔90%,个人承担10%。几乎免费的服务,把很多老人吸引到各类养老机构。

早晨八点多,马路上开始穿梭着各个养老机构的面包车。它们驶入所属的街道,甚至山顶的小巷子,把老人从家门接去养老院。很多老人不能自理,老伴或者养老机构的职员就用轮椅把他们推出来,随行的布袋子装着当天需要的物品,就像日本的幼儿去上学。汽车上有升降装备,细致的设计能直接把轮椅和老人同时缓缓滑进车厢,固定在专属的位置。

在白天,介护士帮他们换纸尿裤,解决大小便的难题,还能坐着轮椅进入有特殊装备的浴室冲澡或者泡澡。养老机构有公共活动间,他们能聊天,喝茶,或者在工作人员引领下做各种健身操。

下午四点多,当孩子们放学回家,这些面包车又开始在马路上穿梭,把老人送回家中。介护服务完成了一天的托管。

有的老人选择留在家中,长期介护保险也可以提供人员定期上门打扫卫生,帮忙做饭,远程配送食物等。

除了介护保险,老人还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年金,系统地构成养老保障。日本的养老政策存在什么困境?其理念曾如何变迁?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即将步入老龄化,日本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6月15日,正午记者罗洁琪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日本京都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里和晃(Asato Wako)先生。他在日本龙谷大学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一直关注日本的移民问题,从2000年开始对社会福利进行比较研究,其中包括亚洲和东南亚的老年人护理。

以下是访谈。

安里和晃教授。来自京都大学官网。

正午:这几个月,我在日本生活,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福利政策有很成熟的设计。请您谈一谈日本福利政策的历史变迁,以及相应的理念变化。

安里和晃:我不了解日本福利政策的具体历史,不过,知道一场关于性别的公开讨论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日本一直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对老人的照顾是儿媳妇的责任。这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终于遭到了质问,“把养老的责任都推给女性,合理吗?” 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讨论,各种力量的推动,2000年,长期介护保险政策开始推行,把女人从照顾老人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了。这个政策提出明确的使命,就是“照顾老人不是个体的义务,而是国家的义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正午:“在当时正确”,是否意味着这个政策现在已经不够正确了?

安里和晃:确实,现在有了很多的反省。第一,主要是财力方面。长期介护保险的资金有一半是人们缴纳的保费,另一半来自于税收。平均来说,一个人每月约缴纳8000日元(约人民币470元)。这样的保费远远不够,需要财政补充。这么沉重的负担,必然带来忧虑,就是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第二,长期介护保险为老人们提供了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当他们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愿意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去医院或者养老院,每个月只承担10%的费用,剩余部分由长期介护保险来买单。这几乎是免费的,所以,让老人脱离家庭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生活质量,机构养老未必理想。我们的祖父祖母可能更想留在家里,在熟悉的社区里生活。现在,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减少住院理赔额度,缩短住院时间,引导老人回归社区。很多老人长时间住院,这是昂贵的成本。政府还希望找到更多的志愿者,帮助社区的老人。但是,日本的失业率很低,大概3%,这意味着很多人都在就业状态,闲人很少。如果能找到有偿的工作,还有多少人来当免费的志愿者呢?

第三,长期介护政策只考虑到人衰老之后需要照顾,并没有引导人们去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在衰老之前,我们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老年疾病。所以,长期介护是一方面,预防是另一方面。长期介护保险没有考虑后者,没在这方面投放资金。

这些就是长期介护保险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正午:目前,政策调整的效果好吗?日本的老人回归社区的情况怎么样?

安里和晃:2006年左右,日本政府颁布了《社区全面介护》的文件,可是直到2014年,公众才对此熟悉。社区早已疏离,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邻居。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如何重建社区,让老人回归有社交功能、情感联系的社区。

如果老人长期躺在医院或者养老院的床上,被喂食各种药物和架上各种器械。如果是一个孩子,可能父母会恳求医生,“请救救他(她),延续他(她)的生命!”但是,对于老人,无穷无尽的治疗是他(她)想要的生活吗?他(她)的生活仅仅是在床上吗?他(她)还能感觉到生命的好吗?在医院,他(她)不是一个人,是一个被治疗的对象,一个nobody。人,需要活着的成就感,有各种梦想。例如,他(她)想和朋友聊天,去超市,去投票,像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社会角色的人。

如何让老人快乐地活下去?医疗保险是为了提供治疗保障,不考虑幸福感的需求。在生命的尽头,如果我想和某个人说说话,医疗保险是不管的,它不管人孤独与否。长期介护保险可以帮老人换尿布,提供食物保障。但是两者都不能覆盖幸福感的需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需要让社区保持社会关系。

正午:日本的“少子化”以及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是否改变了传统的养老模式?

安里和晃:“少子化”之下的养老当然是负担。不过,“长子养老”的模式已经被改变了。三代同堂的比例,应该少于10%。老人有年金、医疗保险和长期介护保险,年轻一代再也没有了赡养父母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人失去了支持,因为国家取代了家庭的角色。例如长期介护保险让老人有机会去养老机构。以前,这可能被认为是好的选择。现在,我认为最好是留在家里,社区里,由介护士上门照顾。所以,这个政策需要改变。

正午:关于应对超级老龄的社会,您主要有哪些观点?

安里和晃:日本传统是儿媳妇照顾老人,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必须去做。患各类癌症或者认知症的老人,需要专业的照顾,才能有好的生活质量。一般的儿媳妇不能提供这样的照顾。后来,出现了介护士这个职业,从而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就是介护的专业化。国家有义务照顾老人,也有义务提供好的生活质量,在社会中进行介护专业化的培训。

年轻人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工作的压力,另一个是照顾高龄父母的压力。这两个需要平衡。日本曾经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男人主外,女人主内。那样的成功,是很久以前的了,现在,这种模式不可行了。日本人口短缺,老龄化严重,社会需要女性,健康的高龄者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多元化了,社会职场的规则也需要相应改变。女性需要生育,照料孩子,在育龄时可能中断工作;高龄者也不能像年轻男性一样去工作。社会职场的规则需要多元化,更加包容,让大家快乐地工作。可是,如今日本仍然是男性社会,女性的职业培训,提升空间都非常有限,老人返聘的报酬也低。在京都大学,90%的教授仍然是男性。

正午:我在日本的街头常常看到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在养老院也看到70多岁的妇女当介护士,照顾80多岁的老人。很多老人仍然活跃在职场上,日本好像变成了一个Ageless的社会。年龄和福利政策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安里和晃:福利政策和劳务市场的关系密切,推迟退休年龄,就可以减少政府养老的财政压力。这个政策很常见,很多国家都采用。在日本,60岁的人仍然算是年轻。劳务政策希望更多健康的高龄者人回到劳务市场。在京都大学,退休年龄是65岁。众所周知,日本人喜欢工作。政府让老人回归工作,刚好符合这个民族特性。不过,我必须问,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工作吗?

具体而言,政府规定年金从65岁开始,公司必须考虑退休年龄也是65岁。有些公司会把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但是会返聘。返聘的工资会降低很多。

年金的数额,和职业种类,工作地点和年限等相关。一般来说,男性的每月年金是18万日元,女性是9万日元。这个社会认为,男性工作时间更长,所以年金要更多。夫妇共同生活的时候,两份年金可以维持生活,一旦离婚,女性的生活就会容易窘迫。这是不公平的。

正午:我采访了一些日本的养老机构,他们的床位因为介护士短缺而削减。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养老政策的效果?

安里和晃:据官方的数据,2025年,我们需要37万个以上的介护士,2050年,需要80万个介护士。目前数量,是远远不够。现在日本开始逐渐接受外国劳工作为介护士了,可是这个市场仍然不够开放。

正午:日本政府不开放外国介护士的市场,是源于什么顾虑呢?

安里和晃:他们认为,外国劳工会导致当地的犯罪率提高,甚至介护质量不能保证。可是,谁说外国人就更容易犯罪?这显然是没有逻辑的,很愚蠢的。

我们可以筛选干净、专业的外国劳工,所谓干净,就是指通过干净合法的渠道入境。如果是通过黑道,需要行贿,需要黑蛇头,他们被重债压身,当然可能有更高的犯罪率。所谓专业,就是他们应该接受过基本的医学培训,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如果这些人能合法来到日本,我认为不用担心介护的质量。



2015年3月21日,日本东京,老人的手表和信件。这间公寓中有一位85岁的老人已经死去一个月,尸体一直留在房子中。期间没有家人回来,直到遗体散发尸臭才被邻居发现。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日本,许多空巢老人孤独死去,无人知晓。空巢老人的遗体被发现后,专业清洁员就会着手处理。日本如今有500万左右的空巢老人。



日本的老人们在带领下做体操。

正午:您了解中国的福利政策和社会现实,中国很快就要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了,可是国内的养老政策、养老设施、养老的理念对此还没有认真严肃的准备。您对于中国的养老问题有什么建议?

安里和晃:关于中国,我确实看到很多问题,但是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空巢老人,这是个大问题。全国性的医疗保险,是基础水平的保障。在中国的城市里,有私立的老人院,一般是房地产公司和医院合办的。这并不能让乡村的老人或者穷人解决养老问题。富人有更多的选择。穷人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在北京和成都等城市也开始推行长期介护保险。这会很有趣,这些城市会如何帮助穷人呢?

正午: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也不能有更多的选择。私立养老院看上去很奢华,但是不一定能提供专业的服务。

安里和晃:对,奢华的建筑,不一定是好的照顾。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看来,中国要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合作。 什么是好的生活质量?我们必须从老人的角度着想,考虑他们的利益。专业化,在中国很重要。首先要让年轻人理解,什么是好的照顾,不一定是好的建筑,而是服务的专业化。这样,当他们考虑父母的养老时,内心就会有标准。

老龄化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15年内,中国人口数量就会递减,人口结构开始老龄化。就算中国完全放开了生育的自由,也未必能影响夫妻生育的态度。很多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认为是负担,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就足够了。所以,放开人口政策也不能改变中国的低生育率了。

正午:我觉得在日本养育孩子的成本比中国低很多。在中国做父母,会很焦虑,因为医疗和教育的费用都很高。日本的幼儿园一个月才约2000元人民币,孩子的医疗保险也低廉。

安里和晃:中国的物价怎么了?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最简单的东西在中国是那么昂贵。昨晚,我和一些中国朋友吃饭,我问她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选择在日本定居。她说,在日本居住可以让灵魂得到净化。我不能理解?难道在中国就不能净化了吗?可是在场的中国人都说可以理解。这是很有趣的答案,超出了我的想象。

正午:我认为日本是法治社会,凡事有规则,社会存在信任。在法治社会,权力和权利都有边界,在生活中就表现为各种道德,这是否就是“净化”?

安里和晃:日本的福利经验不仅仅是为了日本,我们应该互相学习,现在,是合作的历史时刻,而不是冲突的时刻。

所以,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要成立军队,是非常愚蠢的,没有意义的。我强烈反对,我们为什么需要军队?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吗?日本作为超级老龄的社会,需要把钱花在社会福利上,而不是假象中的敌人。“二战”之后,日本的经济在全球领先,现在是崛起的亚洲,崛起的中国。日本感觉到身份的危机,可是没有自省,却把中国当成敌人。这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关于日本的长期照护保险研究:

在日本,为了与医疗服务中的“临床护理”相区别,上述服务被称为“介护服务”。在日本介护工作研究所编写的《日本介护保险》一书中就是这样诠释广义的“介护”一词的:一方面是指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包括医疗、看护、康复训练等方面的援助。[7]最近,在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交流中解决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困惑,就是为什么日本人要将其称作“介护”。其实答案很简单,“介”字是英文“Care”的音译,即“照顾、照料”的意思,加上“护”,即“护理、看护”的意思,这就构成了一个新名词——“介护”,这与《日本介护保险》一书中的解释基本一致,也很符合现代日本语构词的习惯。

在《日本介护保险》一书中又提到:“中国的台湾地区为了把对老人等日常生活的照顾和对病人的看护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所用的词叫‘照护’,应该说这个概念的外延与日本的‘介护’概念的广义外延基本相似。”[8]在本研究中,我们采用的是更符合中文语境的“照护”,并将“Long-term Care”,译为“长期照护”。

还需要强调一点,按照已经形成的国际惯例,很多国家会把长期照护服务归入社会服务的范畴。这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长期照护服务是由社会服务领域专设的老年服务机构提供的,而不是医疗机构。其二,在专业设置上,长期照护服务要与医疗服务分离,自成一个独立的专业。按照国际惯例,长期照护的专业团队主要是由护士(注册护士)、社会工作者、营养师、康复师和心理咨询师等构成,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护的是专门从事老年照护的服务人员,譬如在日本,被称为“介护师”和“介护士”。

以上的区分,还是涉及英文名词“Care”。“Care”这个词,几乎是社会福利服务的专用名词。很多研究都提到“长期照护”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福利制度改革中所倡导的“社区照顾(Community Care)”。

在《日本介护保险》一书中,也谈到不同的介护(长期照护)模式,其中举出了日本、德国、丹麦和美国为例,这四个国家的介护(长期照护)模式因财源不同,可分为保险和福利两大类,而“保险和福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财源不同”:福利是由国家或地方的行政部门来管理实行,其财源是税金;保险的财源则是从保险的参保者那里征收来的保险费。

在上述四种模式中,丹麦属于福利型,财源是税金,由行政部门来实施;美国属于商业保险型,财源是保险费,由保险公司来经营;德国属于社会保险型,财源是保险费,但由国家来运营;日本在总结和比较了以上各种模式的长处和缺陷之后,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可称为保险福利型,财源同时来自保险费和税金,由地方和基层的行政机构(市町村)来组织实施。在《日本介护保险》一书中,对四种模式做了这样的评价:“荷兰和德国基本上都是对医疗保险进行的补充,而美国连全民医疗保险都没有,北欧的老龄者介护是社会福利服务的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才真正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介护体系。”

护理保险改革的重点有二:其一,让需要护理的人获得主动权,由他们来选择获得护理的途径和方式。提供护理服务的可以是家人,也可以是邻居、朋友或社区的其他成员。在此基础上,后来出现了扎根于社区的小型服务机构。其二是保险的给付开始面向非正规部门,向需要护理的人选择的护理方式提供资金支持,以支付必需的经济成本。这样的改革方案,在沿用福利型模式的北欧以及英国等国家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今世上的时髦做法,就是国家用福利补贴或者“社会工资”等方式,直接给承担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家人、其他人员或机构以财政支持。

日本的长期照护保险,即介护保险,其特点是:其一,保险的对象明确限定为老年人,其他年龄段的社会成员,即使有照护的需要,也不包括在内。其二,筹资模式是“保险+福利”,即保险支出一半来自政府财政,另一半来自保险费。公民从40岁才开始缴纳保险费。其三,保险直接向被确认有需要的公民提供照护服务,但有需要者也可以选择现金给付,但金额只有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半。其四,日本的长期照护服务目前主要由民间机构(NPO)来提供,包括居家服务和机构服务。

需要解释的是,日本采用保险福利模式,有一层考虑是希望新制度一旦实施就能够立刻显示出政策效果来。德国因为采用完全的社会保险模式,所以必须从制度正式实施之前大约半年时间就开始收费。在立法当时,日本国会指出:“在没有真正提供服务之前,不希望提前从国民征收保险费。”事实上,在制度实施半年之后,日本才开始征收保险费,之前的服务支出就全部采用了税收支持的福利服务方式。

日本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在构筑新制度的现阶段,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研究,通过对先例的学习进一步吸收借鉴各自长处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国情的介护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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